我的科学观|汤钊猷:正确的科学观来自正确的哲学观
·与哲学相割裂的“科学”不是真正的科学。科学实践要有质疑的勇气。当然更需要在质疑的基础上创新,科学才会进步。
1991年在校长室
我只是外科医生,谈不上对“科学观”的深入探究。然而以下临床案例却让我深思。我的家人患了急需手术的病,如急性阑尾炎,却仅由针灸“足三里”治愈而再未复发;急性坏死性胰腺炎,未作手术引流,用中西医结合治好;脑梗瘫痪肺炎,根据“肺与大肠相表里”给予中药,排便一天数次,痰立减少而免除了气管切开。按当今西方“科学观”,上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因为机理不清而不能算作“科学”。联想当年我们只知针刺足三里可促进阑尾蠕动和排空,但对消炎的作用机理不清,直到2021年《自然》杂志刊登了美国与复旦等合作的研究,发现电针鼠“足三里”可激活迷走神经——肾上腺抗炎通路,验证了针刺穴位确有其“科学”基础。这一研究让我思考,西方的“科学观”,是否有其不足之处?
1998年德国游河
通过对中国哲学的浅习,我以为,正确的科学观应来自正确的哲学观。西方的科学观与局部、静态的哲学观相联系,认为只有所谓搞清机理才是科学,而对一切未知事物则不视为科学。中华文明指引下的科学观则与整体、动态的哲学观相联系。中华哲学概括为“道”,道即阴阳(或矛盾),认为:存在着不能被干预的自然法则,事物的变化是永恒的, 而变化总是对立双方的互变。由此大自然永远是一个巨大的且不断变化的“黑箱”,人类对自然法则的认识永远只能是部分的、相对的。我以为,这一认识是建立正确的“科学观”的基础,科学是从认识“黑箱”到发现其规律(所谓白箱),再回到“黑箱”验证的无穷循环过程。西方医学已进入分子水平,各种精细的治疗手段层出不穷,但越来越“以病求治”,忽视了人的整体。而中医两千年前所建立人的整体“黑箱”模型,至今仍指导着辨证论治,两者的互补性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1980年
从中国哲学来看,“科学”的最终目的是纠偏而非征服。科学是人类探索和认识自然法则,并通过对自然界失衡(如疾病,水灾)的纠偏实践(疾病防治、水利工程),以及对社会失衡(如冷战,热战)的纠偏实践,使人类获得相对生存优势的学问。如同癌症治疗,凡病人活得好,即使带瘤生存,也应属科学范畴,而不能单以“消灭肿瘤”作为疗效标准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是否属于“科学”要靠不断的实践。西医治疗以“消灭”为主(对细菌、病毒、癌细胞),虽快但易反弹;而中医治疗以“纠偏”为主,尤慢而长久。再次看到两者的互补性。
总之,哲学观是人类对自然法则探索的根本动力和源泉,而科学是实现哲学观的手段;与哲学相割裂的“科学”不是真正的科学。
最后我要说,事物不停在变,没有永恒的金规玉律。因此科学实践要有质疑的勇气。我在美国讲学,美国的年轻学者总会提出一些完全不同的意见,这种氛围在国内很少碰到。当然更需要在质疑的基础上创新,科学才会进步。而质疑和创新的底气当来自对中华哲学中“变与不变”的认识,以及对“互变”规律的掌握。相信在中华哲学思维指引下,一定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之路。
(作者汤钊猷,系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)